同时，此次疫情爆发在春节假期，固然因此放大了对中国旅游、餐饮、文化娱乐等消费性服务业的冲击，但也因此大大减轻了对中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冲击，而后者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根基。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合理性 为什么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更成功?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角度看，不仅休克疗法梦想的一夜之间建立起市场机制在现实中不可能，而且各种要素、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地自然形成。当然，有人如果只看到中国模式中政府和市场都需要发挥合理的作用，而忽视了过去40年市场进，政府退的方向，甚至为了强调政府在在经济中的作用，无意中形成政府进，市场退的逆向改革，从而使政府配置资源越来越多，而市场配置资源越来越少，那必然会对经济形成破坏性的影响。

这样推导下来的结论让我这个向来都信奉市场经济的学者都有点吃惊：虽然政策的行政计划作用在不断退出，但是在退出过程中毕竟一直在发挥作用，而这种全球绝无仅有的市场与政府力量的结合，这种实践中的双轨制是不是就是中国模式的特殊之处?至少从现象上，凡是从过去40年经验研究中国模式的人，无法忽视政府计划在渐进式退出过程中事实上所发挥的所用。渐进式改革双轨阶段——双轨并非同向 从中国的成功经验看，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化的供给能力培育必然是渐进式的——无论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还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都应该是渐进式的。30多年的渐进式改革后，如何进一步消除这些改革过程中遗留的供给约束，同时加快发展新的产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这正是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后要实施供给侧结改革的必然逻辑——概而言之，渐进式改革有其稳妥、可靠的一面，但渐进式改革也有不彻底的一面。经济结构转型的新阶段和新任务 如今中国很多制造业已经面临产能过剩和供给老化问题，中国又必须从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转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从供给老化的经济向新供给扩张的经济转型。为了警示这种潜在的逆向改革风险，2015年12月我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警惕三大误区》，提出误区之一是把供给侧改革变成新计划经济。

反之，如果不解除这些产品和要素的供给约束，而是用行政计划的手段直接去改变供给结构，虽然短期有可能见效快，但是一来可能决策错误，二来也会有很多副作用，长期还可能进一步扭曲供给结构。在这个过程中，计划经济遗留的人口户籍制度、土地审批制度、金融管控等制度，以及一系列要素流动的行政计划管理手段逐渐放松的过程，正好与人口转移和城镇化速度相适应，在实践中起到了良好的控制作用——这无意中解决了发展经济学的很多难题，比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快速城镇化很难避免的城市贫民窟问题。第二个引擎是金融，点燃金融的是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和监管自由化。

过去十年金融创新跑得比监管快太多，很多新兴金融业务和业态在几乎无监管状态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P2P，2012年到2015年中国涌现出数千家P2P平台，甚至超过了美国，但直到2015年才明确P2P的监管体系，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平台是裸奔出来的。签订完广场协议之后，东京的房价直接暴涨120%，全盛时期卖掉东京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Nike代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福耀玻璃代表了制造业的转移。2013年之后，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占比开始下行，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中国的劳动力占比下降将持续到2060年，印度、非洲将接替中国享受人口红利。

第二，产业转移导致商品贸易的进口需求增加。尤其是旅游服务逆差，2018年达到了2374亿美元，占总服务贸易的逆差的比例高达92%，而出境游的需求还会不断上升。

中国经济快出清的风险确实很大，权衡之下，慢出清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总的思路就是一手用适度的宽松政策托底经济，另一手抓紧改革开放，加速转型，这导致出清的速度和节奏都比西方国家要慢得多，从历史经验和现状来看，本轮出清可能还要持续3-5年的时间。中国经济未来的目标已经明确，告别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个切换的过程注定是艰难的，世界经济史上有太多国家经历过类似的出清，区别只在于出清的快与慢。2016年在美国建厂投产，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生产成本与美国相差无几，不仅是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还有运输、税收、能源和垄断成本。金融政策兜底，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1999-2005年剥离的不良资产总额高达2.58万亿。

以贵州独山县为例，独山县是年收入不到10亿的国家级贫困县，总债务却高达400多亿元，很多融资成本在10%以上，2018年以来，独山县开始出现债务出现违约，城投债、资管产品出现延期兑付。中国电商市场的发展也是遥遥领先，2018年淘宝网交易额达到5150亿美元，天猫交易额4320亿美元，位列一二，第三名亚马逊交易额3440亿美元。银监会后来限制信托通道，银行又通过券商、基金子公司等绕开监管。漫长的切换：快出清与慢出清的抉择？ 告别过去，是为了与未来更好的相遇。

这次衰退过后，美国进行了比较及时的救援，在五年之后基本走出危机。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兴，最近几年中兴因为核心技术专利问题麻烦缠身，2018年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协议，赔付了10亿美元的罚款。

中国智能手机普及率约68%，高于全球平均水平59%，普及人数达9.52亿，2017和2018年两年的销量就达到了8.38亿台。2018年以来基建也开始了逆周期调节，但跟过去不是一个量级。

中国在2009年汽车销量超过美国，2012年超过欧盟，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日本政府的托底和拖延政策不仅没有转化成实体的增长，反而把资产泡沫彻底吹了起来，日经指数1984-1989年5年涨幅接近3倍，最高峰时全部日企市值是美企的1.5倍，占全世界企业市值的一半。抖音成为全球下载量最大的APP，连续五个季度占据苹果AppStore下载量第一的位置。在这个周期中，中国经济增速从8.3%一路飙升到了2007年14.2%，出口增速平均29%。比如2008年次贷危机后的美国，牺牲一批大而不倒，在西方国家中最早摆脱危机。2004-2014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增长飞快，年增长率为10-20%，其他前25大出口国（除了俄罗斯）年均增长率仅2-3%。

当时朱镕基总理领导的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政策组合：货币政策中性偏紧，银行信贷并不因经济下滑而大幅投放。当潮流逆转的时候，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抉择。

典型的就是80年代的日本，面对经济下行不断用宽松政策托底，僵尸企业横行，改革转型相对滞后，最终陷入失落的二十年。这种选择意味着通过货币和财政等政策对经济下行进行托底，避免家庭、企业甚至是政府的大规模违约破产，寄希望于新经济的发展能够慢慢把过去的 问题消化掉。

另一方面是家庭部门的杠杆率大幅提升，从2008年17.9%飙升到了53.6%。告别金融自由化，因为化解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但真正让地产狂飙起来的还是一轮又一轮的货币和地产刺激政策。前面我们所说的在无监管状态下萌生的数千家P2P平台，现在有90%以上都停业或者出问题了。2008年之后房地产产业链对GDP的贡献率也迅速提升，2013年达到峰值17.8%，远超过美国、日本、欧洲。中国的集成电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产品）始终是进口多于出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引擎开始失速。中国经济的出清会走向何方？从目前的情况看，既不能完全复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也不能完全照搬中国90年代的经验，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比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更加特殊： （1）和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内部环境更复杂。

有的国家选择了慢出清。另一个是内部的人口红利。

因此，在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中央提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18年提出了房住不炒因城施策。中央不让地方政府举债，地方政府就组建了各种地方融资平台进行融资，一开始是银行贷款，后来额度不够用了，又开始通过信托做通道融资。

第三，服务贸易逆差扩大，很快可能会吃掉商品贸易的顺差。比如在财务造假方面，2002年一年美国经历了25起影响恶劣的重大财务造假事件，包括臭名昭着的安然事件，此后美国加强了对财务造假的审查和处罚力度，在美国财务造假的公司要面临着至少500万美金的罚款与10-25年的有期徒刑，帮助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等也面临着巨大的赔偿风险，2004年之后美国的财务造假事件基本销声匿迹。一方面是政策不断宽松，2008-2009年、2011-2012年、2014-2015年，同时配合宽松的货币政策，三轮刺激之后，中国各个城市的房价普遍涨了至少2倍，一线城市的房价更是坐上了火箭，北京房价从2008年到2017年最高点涨了近10倍。当然，WTO只是一个标志，外需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实际上得益于两个红利： 一个是外部的全球化红利。

我们最主要的顺差来源国美国突然发起贸易战，出口企业压力倍增……种种迹象指向同一个信号，过去二十年的增长引擎已经开始老化，在新的引擎启动之前，我们必须面对这场不可避免的告别。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分工逐渐清晰，全球出口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6年的13%提升到了2007年的高点25%，主要原因是：第一，主要经济体的市场机制逐步建立，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的严格限制。

从全球芯片设计领域市占率来看，美国占据全球68%的份额，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中国大陆市占率仅13%。中国的高铁里程从0飙升到3.5万公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基建大国。

过去十年，中国人口继续往城市大迁移，城镇化率从46%提升到近60%，这是地产走强的基本面。现在为什么不行了？ 第一，逆全球化挤压商品贸易出口。